從巴黎里昂車站到坎城的高速火車其實只有前半段是高速，過了馬賽後就進入蔚藍海岸的山區地勢，子彈造型的車頭也走走停停。對於每年這個時候都得到坎城工作的我，朋友們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我不坐飛機到尼斯再換車子，就像其他人一樣。

但我這個人在工作上有點脾性：我需要時間來轉換空間。

蔚藍海岸和巴黎的空間太過異質，飛機從歐赫里機場起飛不到一小時半就能抵達，這種被強力置入空間的感覺也許適合度假——事實上度假的目的可能就是為了這種強力置入也說不定——但以我的工作來說是完全的負債，沒有任何好處。

搭高速火車則需要足足五個小時的時間，沿路會經過各種引起不同聯想的站名：里昂、亞維儂、艾克斯—翁—普羅旺斯、馬賽等，那些藍天綠樹下的石牆，在馬路中央潺潺的噴水池，還有住在其中的女友們。

住在艾克斯的愛莉兒也常穿白色細肩帶棉質上衣，不過她是拒絕胸罩束縛的女性主義者，有好多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坐在翠綠的葡萄藤架下，聊著解構主義。

「我的意圖是要把人們以為透過這些語言所理解的給謎樣化。」德希達這樣說過，愛莉兒表示。

我搖晃著手中的酒杯，白色蘇維翁葡萄種那不甚清澈的香味穩定地飄散出來，愛莉兒斜靠在老舊的木椅，雪白上衣的左肩帶坍落在左手肘旁，連帶著把Ｖ字領旁相應的部分斜斜扯落掛著，她那削瘦的鎖骨下，雪白的肌膚僅僅微微起伏著，穿過葡萄藤灑落的午後陽光中，我瞇著眼睛，似乎看到被謎樣化的小巧的葡萄，從坍落斜掛著的雪白上衣邊緣半露了出來。

幾乎每個男性朋友都羨慕我的工作，因為我可以看到全世界男人最想看到的胴體——或者說他們一廂情願以為自己最想看到的胴體。

但看過太多比例過度完美、曲線極盡苛求的各種膚色的胴體，其代價是外人不為所知的。

曾經，一個青春正盛的女友重重甩了我一巴掌，怒氣沖天地在維多莉亞的秘密外面套上了帛柏莉經典風衣後，狠狠甩上門，消逝在午夜的聖日耳曼哲沛大道上。

也曾經，我在日正當中的艾德加・奇內廣場旁的可麗餅攤外面等一個多小時，只因為幫我製作可麗餅的女士拿著專用刮勺在黝黑的圓形鐵板爐上畫出米黃色的半圓時，上臂下垂的贅肉晃動得讓人目眩，在我的詢問下她瞪大了眼睛，眼角的細紋隨之撫平，當我接過她仔細包好的可麗餅時，包裝的油紙上面用潦草的字跡寫著她的交班時間和電話號碼⋯⋯

曾經，我在面對十字大道、眺望著一片蔚藍的卡爾登飯店裡，那裝飾藝術風的房間屋頂下，在佳人姍姍來遲之前，筆記型電腦架在大腿上就那樣沈沈睡去。

也曾經，我在尼斯法國路的暗巷中，和打扮俗豔的高大壯碩的北非裔女性糾纏著⋯⋯

「女士先生們，在幾分鐘之內ＴＧＶ將抵達坎城車站，我們希望您這次搭乘得愉快，在下車前請檢查，別忘了任何東西，法國國鐵祝您有一個美好的旅途。」男性的聲音從車內那正常運作的廣播系統傳出。

我起身將波爾多酒紅色的外套脫下拎在右手上，將襯衫袖子半捲到手肘位置，左手解開了第一顆扣子，輕輕墊腳取下了擱在行李架上的相機包，背到左肩上，這才注意到女孩和男孩不知何時早已離開了，他們的位置上坐著一對老夫婦，正以德語低聲爭論著什麼。

走出坎城車站時，拉著行李箱等候著計程車的人們排成了長龍，我一身輕便地逕自過了街，往熟悉的海邊的方向走去——這次雇用我的品牌事先就已經把我的行李箱和攝影器材箱在巴黎取走，連同其他工作人員和模特兒的行李箱一齊送到了坎城，所以我只隨身帶了自己閒暇之時使用的萊卡Ｍ９相機以及２８釐米老鏡。

「巴黎是５０釐米，坎城是２８釐米。」帶我入行的老鳥當年這麼跟我說道。

這句話，一直要等到我自己也過著兩地來回的生活多年後，才算有一點領悟。

巴黎的偉大是抽象的，在巴黎的街道，鏡頭中的角色都只能跟這個偉大而抽象的存在做一對一的對話，５０釐米的焦長是最適合的，帶著沒有頓點的詩意。

坎城的偉大則是由影展所賦予的，是可以評審的，是可以挑戰的。如果要抗拒評審和挑戰，光是靠寫實的５０釐米是沒辦法的，２８釐米的視角中，可以有蔚藍大海，可以有沙灘大道，可以有富麗樓堂，可以有奢華階梯，可以有喧囂宴會，角色才能依附其上在畫面中誕生。

巴黎也是流動的，布列松、杜瓦諾、海明威和拉格斐，美麗的古老建築越是巍峨矗立始終如一，鏡頭中的角色就越瞬間飛逝，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一個扭腰，一個回首，都在５０釐米下晃動而真誠地定著。

坎城則是框架著的，從伯格曼、維斯康提和安東尼奧尼，到溫德斯、歐特曼和波蘭斯基，再到范桑、王家衛和阿薩亞斯，坎城被這些巨匠們框架著，鏡頭下的構圖總得仔細佈局，深怕一個不經心就辱了曾經走過紅地毯的這些大師們。

在海浪拍打著沙灘的聲音中，我信步走下了階梯，和熟識的侍者領班握了一下手，挑了一個角落的位置，將相機擱在矮桌上，面向大海在躺椅上坐了下來。

不管是這間包利海灘餐廳或者卡爾登飯店的禮賓領班，都知道我這個逃避現實的習慣——在進入那華麗的時效地獄前，我總會在這裡先慢慢喝完一杯馬丁尼，才會心不甘情不願地到飯店登記。

「您的馬丁尼，先生。」私下總是以第二人稱稱呼我的皮耶爾，在幫我上這杯每年慣例的特調馬丁尼時，總是捉黠地用第三人稱尊稱我，還稱呼我先生。

「謝謝。咦？安東尼歐呢？」我起身拿起酒杯，啜了一口馬丁尼，好奇地問道。皮耶爾和來自義大利的安東尼歐幾乎是這間餐廳這個季節的招牌，不管是常客或者遊客，沒有人會忘記這兩張美麗的臉孔。

「他啊？今年沒來，聽說好像是到了麗渡那邊去了。」皮耶爾的表情看不出是否壓抑著失望。

原來如此，我又啜了一口馬丁尼，把太陽眼鏡移回了鼻樑上，舒服地躺下，眼角餘光看到皮耶爾微微欠了身後，踩著漂亮的步伐去招呼另一張躺椅上的客人。

我曾經用５０釐米拍過皮耶爾抽菸的神情，也曾用２８釐米拍過安東尼歐穿著白色燕尾服、端著乘載著香檳杯的銀盤、穿梭於品牌客戶舉辦的私人派對裡讓人目不暇給的窈窕倩影間

相較於皮耶爾在喧囂中有時候掩蓋不住的寂寞，安東尼歐則永遠是露出雪白牙齒擁抱人群的。兩個人都非常受到這個季節來到這片沙灘的女性們的愛慕，不管是和我一起合作的年輕模特兒們，或者特地在沙龍仔細染過頭髮才飛來的品牌客戶高階主管們。

但包括我在內為數不多的圈內人都知道，其實安東尼歐在這個季節來到坎城打工時，從來不租公寓的。在沒有需要夜訪某些飯店豪華套房的時候，他總是認份地在下工後坐上皮耶爾的輕型機車，回到市郊的小公寓。

聽說安東尼歐在義大利其實也是居無定所，看過他住民證的幾個義大利友人，信誓旦旦地說登錄的地址屬於托斯卡納地區一個高貴的姓氏所擁有，關於他其實是沒落貴族的謠言也不脛而走。

相較之下，皮耶爾來自里昂一個很普通的公務員家庭，兩個姊姊都已婚定居在巴黎，硬是要追查家世的話可能頂多追溯到亞爾薩斯省那長年曖昧的德法歷史吧。

有一次下工後的酒敘，皮耶爾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和安東尼歐拍照，他們都看過不少年老衰疲的身體，希望早點記錄下自己正盛的春華。我一口答應，帶著醉意拿起了相機，調整了一下沙灘上高腳瓦斯燈的角度，仔細測量了破曉前的背景光亮度，並搭配那同樣帶著醉意的藍色換上了適當的濾鏡。

安東尼歐卻在最後一刻遲疑了，兩人在我面前夾雜著義大利語和法語大吵了一架。安東尼歐扯住皮耶爾的襯衫領袖時，我及時拉住了他那如阿爾卑斯山健美的二頭肌，才沒讓他碩大的拳頭落在皮耶爾高挺俊俏的鼻子上。

那是上一季的事情嗎？我不記得了，也許吧。但我不認為這是今年安東尼歐今年缺席的理由，他們都太年輕，太美好，太多未來，這樣的小齟齬擋不住他們的。但這大概也是皮耶爾真正害怕的，如果不是因為這種小事，安東尼歐今年缺席的原因可能是他所不敢也不願意想像的。

曾經有一個合作的模特兒對我說她愛上了安東尼歐，我花了點時間才勸退了這位來自成都、有著一對一百二十公分長勻稱雙腿的中國女孩。鏡頭下的她也許風靡了無數對中國懷抱綺想的白種男性，但我不認為她能承受兩個白種男性身體交疊的畫面。

很多人說時裝模特兒界是殘酷的世界，我覺得這種說法太過隨便輕忽。

時裝的本質是瞬間即逝，當卡爾用仍帶著些微德語口音的法文含糊不清地說他只為了當下而活時，我想到的是尼采的權力意志，世界不過是一團混沌的能量，彼此交互傾軋塑形。

如果外人批評這個世界殘酷，那麼也大多是從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眼光：幸福人生、職業成就之類的，對他們來說，席爾背著萊卡相機和海蒂牽著三個小孩的畫面，才是這個產業從業人員的生涯頂峰，但對我們來說，海蒂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分某秒某微秒曾經在鏡頭下一閃而過的眼神，那從成千上萬張底片中一躍而出的眼神，才是她存在的意義。

雖然只有一次，但我曾經親眼看過海蒂那眼神，儘管她那完美得過分的胴體耀眼地橫陳在攝影棚裡，但多年後我記得的只有那一瞬間的眼神，海蒂是活在那一瞬間的，她給予我那一瞬間後，就作為一個凡人走下了我專屬的舞台，留下卡爾和我們這樣的人繼續不斷移動追逐著類似的一瞬間。

而那樣的一瞬間我曾經在年收數千萬美元的巴西裔模特兒身上看到，也曾在還在力爭上游的挪威少女身上看到；曾在教養過優的日德混血模特兒身上看到，也曾在土氣未脫的來自湖南的少女身上看到。

這世界一點都不殘酷，殘酷的是對於這世界有著錯誤期待的外人們——你們將在從未看過那一瞬間的狀態下，在郊區的雙車庫平房中慢慢地肥胖而死去！

我仰頭將最後一滴馬丁尼送入喉嚨中，然後將一張二十歐元的鈔票壓在了煙灰缸底下，起身離去。